鸟类

色的矛隼是最为显贵和最受渴求的猛禽品种。对蒙古人而言，这种选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白色在蒙古文化中是一种吉祥的颜色，被认为可以带来好运，而好运则是蒙古帝国意识形态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101]

同样，这也是一个跨越洲际范围的现象。腓特烈二世熟知矛隼的颜色分布情况，他认为“来自遥远地区的白色品种是最珍贵的”。[102]几个世纪之后，莫斯科公国的英国代理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很快便意识到“Jarfawkons”中更受欢迎的颜色是白色。[103]

在重新建构欧亚大陆范围内关于矛隼的文化史时，有几点十分突出。

其一，矛隼并不是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内由人类控制和训练后进行狩猎的。在泰加林中以狩猎—收集方式生活的驯鹿民族并不训练猎鹰。改良猎鸟行为模式的技术出现在南方的更加复杂的农业型社会与游牧型社会中。

图19 忽必烈和猎手携带白色矛隼狩猎

资料来源：元朝刘贯道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二，不难发现，对矛隼的需求来自于影响南方地区的文化力量。由于几乎所有南方本土的猛禽品种都已经用于训练、展示和交易了，因此只剩下来自于遥远北方地区的异域品种，并且因为其遥远性而变得更加显贵。

其三，这些猎鹰被认为来自于“黑暗之国（Land of Darkness）”，那里的温度和光线都非常极端，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因此，矛隼在南方驯鹰师心目中“自然而然地”被赋予非常特殊的品质。

其四，由于矛隼的供应地非常遥远，这意味着矛隼的价格会比较高昂，普罗大众虽然可以捕捉并训练本地鹰种以供娱乐，却并不能接触矛隼。因此，由于高昂的花费，矛隼成为最适合贵族王公的猎鸟品种。

其五，遥远的距离意味着需要特殊的方式才能从其产地获得这些高贵的猛禽，而对猛禽有需求的中心区域，即南方地区，并没有一个大型政治势力可以真正地影响出产矛隼的区域。

其六，正如我们即将在关于采购矛隼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对各种花色的矛隼的兴趣都起源于东方，而后向西传播，蒙古人建立的洲际帝国则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这种兴趣。

由政府资助的大规模寻觅北方猛禽的活动显然始于契丹人。早在建国之前，契丹人便展现了对北太平洋猎鸟品种的持续兴趣，他们迫使——可能也建立了——阿穆尔河（the Amur）[104]地区的部落为自己捕捉雕、猎鹰和鹰隼，其中便包括“海东青”，即矛隼。[105]契丹人还与东北地区的部落——如靺鞨——进行贸易，以获得这些想要得到的鹰种。[106]有趣的是，截至10世纪末，契丹人的需求促使这些北方部落认为所有的南方地区都想要矛隼。因此，公元992年，他们将海东青作为礼品进献给宋朝宫廷，后者则予以了拒绝。[107]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人建立起一套“接力式朝贡”的体系，以保障稳定的矛隼供应来源。辽代宫廷对北方近邻女真人提出要求，迫使女真人从东北方向的邻国征收贡品，即从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所谓“五国”捕捉海东青，尤其是白色的品种。[108]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女真人不得不向东北方向大规模出兵，有时会牵涉1000名骑兵。控制这一年度活动的是辽代“外鹰坊”的官员，即负责管理外围地区鹰猎活动的机构。正是这一沉重的负担促使女真人起了叛乱之心，最终在公元1125年推翻了辽的统治。[109]

元朝的蒙古人建立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体系，马可·波罗对此有详细的论述。马可·波罗称，在蒙古北部与中国东北交界处的八儿忽（Bargu）平原以东，经过40天的行程可以抵达太平洋，在那里的近海岛屿上发现了矛隼，是“大可汗”忽必烈从当地获取的贡品。[110]据中国史料记载，这一体系需要通过迅速的运输送至首都，其间有24小时驿站接力提供马匹、饲料与所捕捉猎鹰的食物（羊肉）。这些驿站被称为“海青站”，最初建立于1260年，之后分别于1295和1308年进行了改造。[111]这些驿站的北部终点位于黑龙江下游的努儿干（Nurgan/Nurgal）。[112]在这里，当地人会用猎网捕捉海东青作为贡品进献。[113]此外，与辽代的情况相同，这种不断索取贡品猎鹰的行为导致了叛乱活动的发生。据宫廷资料记载，1346年，因受元朝负责采办矛隼的机构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114]

明朝在确立对中国的统治之后，于1411年派遣使团前往努儿干地区，并从当地的女真人中招纳士兵，设立了“卫”。后者承认明朝的统治，每年会进献矛隼和其他本地作物作为贡品。[115]同样，至少在18世纪初，清朝依然从黑龙江及更北地区获得海东青。[116]

尽管近千年来，中国的朝代一直利用北太平洋的鸟类资源，但这并非中国获得矛隼的唯一来源。1207年，成吉思汗派兵前往西伯利亚南部和叶尼塞河地区镇压当地的“森林人”，后者承认了新的主人，并献上了白色的矛隼和雕。[117]位于贝加尔湖东侧的这一地区成了猛禽的来源地，以至于当时的波斯文献称其为“驯鹰师之国（vilāyāti ）”。[118]在更加西边的地区，叶尼塞河地区也出产猎鹰；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商人给朝廷献上了白色的矛隼；14世纪初，元朝的官员被派至乞儿吉思，向当地索要作为贡品的“鹰鹞”。[119]在明代早期，这些地方仍然是矛隼的来源地。兀良合台（Uriyangqadai）曾向北京进献过鹰隼；瓦剌的蒙古部落进献了矛隼，并且作为回报收到了昂贵的绸缎制品。[120]

在后一个例子中，由于瓦剌本土的准噶尔盆地远离泰加林，所以出现了一种接力式的进贡体系。可惜的是，有关游牧民族与中西伯利亚民族的互动活动的资料很少；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蒙古统治时期，兀鲁思斡耳朵的统治者是朮赤长子的后裔，控制着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和临近西伯利亚一带的区域，其建立起一套复杂的接力递送制度，通过骑马与狗拉雪橇的方式获取北方的产物。[121]尽管其中并未特意提到矛隼，但是这一贡品交换活动不太可能会忽略昂贵的矛隼。更加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知道西伯利亚汗国的贵族——金帐汗国东翼的继承者——是狂热的鹰猎活动爱好者；此外，公元1596年，这一汗国在俄国的压力下解体，布哈拉的统治者阿卜杜拉二世曾派遣使者给西伯利亚的可汗库楚姆（Kuchum）送去昂贵的礼物，请求对方赠予珍贵的皮草和矛隼。[122]显然，阿卜杜拉二世希望库楚姆向他的森林友人施压，从泰加林中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物品。

现在，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从北大西洋到内陆的莫斯科公国的矛隼贸易情况，后者在蒙古帝国后期成了主要的矛隼供应地。

在探讨这一贸易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由于猛禽经常会死亡或逃走，因此存在着对替代品的持续需求。故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出现了针对猎鹰的有组织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始于11世纪初期，将产自冰岛和挪威的猛禽向南运至英国；至13世纪时，这些猛禽已常常出现在地中海地区。[123]尽管北方国家曾试图垄断这一贸易活动，但是私人的商业势力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