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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控制了斯堪的纳维亚矛隼的贸易,这些经过训练的矛隼在欧洲宫廷中可以获得高价。[124]

当然,矛隼的价格受高昂运费的巨大影响。正如腓特烈二世所熟知的那样,最受欢迎的矛隼产地是挪威、冰岛与格陵兰岛的海边岩崖。[125]这些地点在伊斯兰世界中也享有盛名。费达提出,在离爱尔兰更远的地方有一个“矛隼之岛(Jazīrah al-sanāqir)”,他引用早前的地理学家伊本·萨亦德约1270年的论述,称在后者生活的年代,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曾花费高达1000金第纳尔的价格购买白色的矛隼。[126]类似于这样的高价吸引了很多人进行这项贸易。拉曼·鲁尔(Raymon Llull)在散文小说《费雷克斯》(Felix,约作于公元1288~1289)中提到,“很多人带着从世界尽头(北极)得到的矛隼,前往鞑靼人那里赚钱”。[127]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矛隼的确来到了鞑靼王公的手中;据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记载,伊朗的蒙古统治者完者都(Öljeitü)“非常喜欢法兰克矛隼(sunqūr-i farankī)”。1403年,西班牙宫廷将矛隼作为礼物送给帖木儿,受到了统治者孙子的喜爱。[128]

针对这一似乎永不满足的矛隼需求,俄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实际上,这是莫斯科公国接近北部的矛隼产地的副产品。当地的王公是最早实际控制——并随着时间推移而长时间掌控——泰加林及其丰富的鸟类资源的驯鹰师。

基辅时期的俄国大公严厉地处罚那些偷猎无人看管的猎网中的猎鹰与鹰隼的行为,这显然表明猎鸟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价值的内部商品。[129]正是13世纪这种对矛隼需求的增长,开始让国际市场注意到俄国。马可·波罗对俄国的资源非常熟悉。他记录称,在罗西(Rosie)以北的北冰洋中,有“一些岛屿”上“孕育了很多矛隼”;这些矛隼在捕获后被送到了“不同的省份和世界许多地区”。[130]在马可·波罗记述的时代,俄国的公国依然处于金帐汗国的控制之下,后者自然在矛隼的分配上面有重要的发言权,并将很多矛隼送给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马穆鲁克王朝。[131]

然而,在下一个世纪时,莫斯科公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可以宣示自己对彼尔姆(Perm)和伯朝拉(Pechora)等地的主权,进而掌控了皮草以及其他北方产品的贸易活动,其中便包括猎鸟。[132]1319年,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同特维尔(Tver)签订的条约便体现了这一点。条约中规定,“任何人在沃洛格达(Vologda,位于莫斯科东北260英里处)获得矛隼(krechet)或银子或松鼠皮”的话,都必须“送回至司法部门进行调查”。[133]矛隼与银子和松鼠皮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便已显示这些猎鸟具有高昂的价值,而这时的俄国政府正试图垄断这些特定品种的猛禽。来自莫斯科大公伊万·丹尼洛维奇(Ivan Danilovich)统治时期的文献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想法。伊万大公在1328~1341年间的某时,“奖赏了伯朝拉的驯鹰师(sokol’nikov pecherskikh)”,并免去他们的各项赋税,允许他们不受当地法律部门的管辖。伊万大公解释称,这是“因为这些人对我来说很重要”。[134]

随着15世纪末俄国占领了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的市场地位大大增强;大公现在可以直接进入矛隼等其他猛禽的产地区域。16世纪时,矛隼的获取已经成为一项精心组织的活动,是国家和统治者非常关心的事情。在这些猎鸟原本生活的北方地区捕获并运输它们,需要一群被称为“捕鹰者(pomtsy/pomychniki)”的专门人员的合作。[135]作为每年运输100只矛隼的回报,这些捕鹰者享有相当多的特权:与此前伯朝拉的驯鹰师一样,捕鹰者也不需缴纳赋税或履行其他国家服务,而且除非涉及拦路抢劫或谋杀行为,否则也不受当地法律的监管。此外,当捕鹰者给宫廷献上捕捉到的活鸟时,会以钱财或织物的形式获得额外的报偿。

捕鹰者由40人的小组构成,被称为“vataga”[136],意为“合作的”或“协作的”,负责领导这个小组的是“ataman”即“头领”;小组的行动十分神秘,以免当地人知悉在何处可以捕捉到矛隼。一旦捕捉到矛隼,将其运往莫斯科的运输会经过精心的安排和细致的管理。捕鹰者的活动之后扩展到西伯利亚地区,并且以各种形式一直持续至1827年。[137]

由于这些行为,莫斯科富饶而多样的鸟类资源开始为国际上所承认。莫斯科公国境内的几乎所有外国旅行者都曾评价过那里的猛禽,尤其是在伯朝拉半岛附近发现的白色矛隼。[138]为了在外国市场上卖得最高价,人们通常捕捉成年的矛隼,之后再训练其参与狩猎活动。俄国的猎鹰训练方法遵循了本国撰写的著作,使用严格的行为改造方法,与同时代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的做法几乎没有差别。[139]猎鹰训练受鹰猎部门控制,即俄语中的“Sokol’nichii put”。在公元13~17世纪,有许多类似的部门负责监管王公机构或组织的各个分支,如鹰舍、伙食和狩猎活动等内容。这些部门的领导被称为“putnik”,直接向王公本人汇报工作。与其他机构一样,鹰猎部门保留其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为部门的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被称为“kormlenie”,即“自给自足”。[140]

鹰猎部门还参与了将猎鸟从俄国送至南方地区的运输工作。猎鹰会由专门的人员即“krechatniki”直接负责照料,而且还被放置在羊皮作衬里的箱内以防受伤。此外,猎鸟的饮食也得到了精心的安排。[141]然而,即使有这些预防措施,在运往格鲁吉亚和波斯等遥远国度的过程中,猎鸟仍然会有很高的死亡率。[142]这种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惊讶,因为在那个时代,从莫斯科到波斯的旅途要经过水路和陆路,是需要花费一百多日的艰苦旅程。[143]

由于白色的矛隼非常珍贵,因此白色矛隼的出口实际上为国家垄断,广泛地被作为礼物送给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统治者。[144]受到珍视的猛禽向南传播至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的酋长身边,向西传播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和英女王伊丽莎白的手上——后者从伊万四世处收到“一只庞大而美丽的白色矛隼(Jerfawcan),用于捕捉野生的天鹅、鹤、鹅以及其他大型野禽”。[145]有时,这种交换活动所涉及的猎鹰数目非常引人瞩目。据阿法纳西·尼几丁(Afanasii Nikitin)记述,公元1466年,希尔万沙的使节结束了在伊万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处的出使工作,在回国时携带了90只矛隼。[146]矛隼非常受欢迎,以至于1515年时,奥斯曼帝国卡法(Caffa)的长官在克里米亚索要——并且被给予了——许可,以派遣一位商业代理人在首都购买矛隼(krechet)。[147]

由于猎鹰在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因此公元16~17世纪的俄国统治者将猛禽——尤其是矛隼——列为“违禁商品(zapovednye tovary)”。在俄国境内,猛禽不允许出口甚至不允许运输,违反者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正如奥德利·伯顿(Audrey Burton)指出,对于某个特定的国家、使节或商人,可能会有例外的情况,目的是让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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