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

也进行一些让步。实际上，俄国人经常会打出这张“矛隼牌”，例如在处理与南邻国家——伊朗、印度、布哈拉和格鲁吉亚——的争议关系时；甚至，在最初试图与清朝建交时也是如此——而后者本身也是出产矛隼的。[148]

矛隼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货币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方式体现在，俄国矛隼在日后的外交交换活动中还会被循环使用。伊朗的萨非王朝每年都会收到作为礼物的矛隼，而他们会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礼物再送给其他国家。1617年，当俄国使者带着猎鹰抵达后，有一只猎鹰随后便被送给印度使节转交给莫卧儿帝国宫廷。实际上，当时的一则外交文献记录称，在约公元1619年，波斯统治者沙阿拔斯给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汗吉尔送去了一只花斑矛隼（shungāri ablaq），而这只矛隼最初是萨非王朝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首位沙皇米哈伊尔（Mikhail，公元1613～1645年在位）处收到的。[149]这只矛隼的确是一只旅途经验丰富的猎鹰，生于亚北极地区，最终来到了南亚次大陆地区。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猎鹰的南北移动情况。实际上，这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指出，南北不同生态区域之间的交流以及东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共同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互动网络。[150]这一点在矛隼的移动活动中体现得非常清晰。在这一方面，马可·波罗再一次成了我们最好的引路者。据他宣称，大可汗将从太平洋获得的一些猎鹰送给“阿鲁浑（Argon）与黎凡特的其他统治者，后者靠近亚美尼亚和钦察地区”——也就是送给元朝皇帝在西方的同盟，如伊朗的蒙古统治者阿鲁浑（Arghun，公元1284～1291年在位）。[151]太平洋矛隼的向西传播也得到了波斯记载与中国史料的完全证实。据记载，在哈沙尼生活的年代，元朝宫廷曾两次送矛隼（sunqūr）给完者都。[152]当然，这也意味着完者都的鹰舍中既有来自北大西洋的“法兰克”矛隼，也有来自北太平洋的“中国”矛隼。

帖木儿帝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同时从西班牙宫廷和中国明朝接收矛隼。永乐皇帝（公元1403～1425年在位）多次将矛隼作为礼物送给沙鲁克（Shāh Rukh）派往中国的使节（1419～1421）。[153]明朝的矛隼在另一次外交场合中也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波斯语翻译的永乐皇帝1419年用汉语写给沙鲁克的信中，这位明朝皇帝宣称此次送去的7只矛隼（sūnqūrān）都是他亲手放飞的，而且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是“沿海国家（atraf-i daryā）”送来的贡品。[154]显然在这里，信中提到的矛隼指的是海东青。

西方国家对猎鹰的需求一直持续至之后的几个世纪。公元1469年，吐鲁番的统治者苏丹阿里（）向明朝皇帝索要海青，并被告知海青属于禁止出口的货品之列。[155]这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同样的论述：明朝与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一样，都将矛隼视作一种外交工具，并选择垄断，将其作用于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