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昭武九姓国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西突厥汗国统治时期，中亚地区与中国隋唐王朝的关系超过了以往，除了昭武九姓国派往隋唐王朝的使臣外，民间商旅的往来也空前频繁。

对于昭武九姓国使者的东来，隋唐史籍有许多记载。石国“（国王）甸职以大业五年（609）遣使朝贡”。615年春，毕国与安、曹、何、穆等国遣使朝贡。618—626年间，安国遣使入朝。626年，安国遣使献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其中，昭武九姓国之首的康国是遣使隋唐王朝最多的国家。“武德十年（627），始遣使来献。贞观五年（631），遂请臣。……俄又遣使献师子兽，帝珍其远，命秘书监虞世南作赋。自是岁入贡，致金桃、银桃，诏令植苑中。”

唐朝对昭武九姓国的朝贡表示欢迎，但对他们内附的请求却不予支持。631年，康国请求“内附”，唐太宗说：“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 103因此，昭武九姓国与唐朝之间的关系仍然仅限于不定期的朝贡而已，在7世纪中叶以前，双方未确立君臣关系，直到唐灭西突厥汗国以后，昭武九姓国才成为唐朝的属国。

西突厥汗国统治时期，昭武九姓国家与隋唐王朝在经济上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粟特人很早就以贸迁有无的经商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104。可知，粟特地区居民多以经商为业，且善于长途贸易。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在撒马尔罕和楼兰之间的古代商道上已有粟特商人的足迹，他们向东深入中国内地，向西远涉西亚、欧洲。

经商的粟特人带到中国内地的商品有：中亚出产的狮、马，金桃、银桃果类，以及青黛和葡萄酒等。唐初马匹缺乏，耕畜严重不足，“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 105。中亚素产良马，据《唐会要》记载：“康国马，……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仅在武德年间，康国就献马4000匹。106从中亚引进的优良马种在中国西北地区繁育，“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 107。也就是在唐代，中国马种得到改良，“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108。到唐德宗之时，唐朝的官马“犹是其种”。此外，中亚地区向唐朝上贡的还有果类。637年，康国所贡之金桃，银桃，被唐太宗“诏令植苑中”；647年，在康国所贡物品，金桃又被作为珍果载入贡品录，“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黄金，亦呼为金桃”。以后，康国金桃成了唐代舶来品的代名词，美国作家谢弗对唐代舶来品的研究就以撒马尔罕的金桃为名。109除了本地产品外，粟特商人还带来了拂菻的大氍毹和狗，波斯的鍮石和越诺布，印度的郁金香和生石蜜。

粟特商人最中意的中国商品是丝绸，他们将中国丝绸转售到西方。由于西方的需求，中国丝织业开始为西方市场生产，在6世纪的丝织品上出现了具有西方图案的织锦。在同一时期内，中国的金银加工工艺也反映出萨珊波斯艺术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在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中亚，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为了经商的便利和保障商队的安全，粟特商人在交通要冲之地设立了驼队棚舍和一些自我保护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期的匆匆过客变成了留居的侨民，而驼队棚舍的所在地也就相应地成了粟特侨民的聚落。1106至7世纪期间，在中国新疆、河西、中原地区出现了众多的粟特聚落，如隋末唐初，塔里木盆地南沿的且末城（唐之播仙镇）城民大多数是随粟特贵族何伏帝延迁居的粟特人，何伏帝延在唐太宗时期归顺唐朝，在唐高宗时被任命为且末城主。何伏帝延死后随葬于唐高宗乾陵，其石像刻有“播仙城主何伏帝延”。随康国大首领艳典东迁的粟特人在原鄯善镇废址上建立了石城镇（或作典合城、典谷城，今新疆若羌），据《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康艳典一行于贞观年间来到罗布泊地区，因成聚落，康艳典主持建造九座新城，隶属于沙州（今甘肃敦煌）管辖。石万年统治的伊吾七城也是粟特人的聚居之地，玄奘于628年前后抵达伊吾之时，见到了伊吾城城主“胡王”，630年，石万年率七城归降了唐朝。

定居在天山以南地区的一些粟特商人成为唐朝政府的编民，他们与汉族居民一样分到口分田，承担交租税、服徭役的义务，有的被编入军府，充当卫士，参加战斗，立功者受勋。在《唐神龙三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残文书中，记载了户主46人，其中属于粟特姓者24户：计康姓10户、安姓6户、曹姓4户、何姓2户、石姓2户；属于其他胡姓者4户：白姓2户、竹（竺）姓2户；汉姓只有18户。111

唐朝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驻扎军队以维护主权和保障商旅的安全。这些机构的费用主要靠商税。据《新唐书》记载：“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在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文献中，记载了石染典入沙州贸易的情况，石染典的货物须由市令勘验人畜名数，据此推测，勘验数量，可能是对石染典之货征收市税。在8世纪中叶，从事商业的粟特人已经占了相当的比重。据日本有邻馆藏《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载，是年，金满县共管百姓、行客、兴胡1670人，收税总额为259650文，其中百姓税只有85650文，而行客和兴胡所纳税钱为174000文，是百姓税款的两倍多。112

随着经商与移民，粟特文化逐渐东渐，其中祆教和乐舞的影响较大。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主要是由在丝绸之路上追逐利益的粟特人完成的。据陈垣先生考证，祆教传入中国是在516—519年间 113，而祆教在中国盛行时期是隋朝和唐初。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在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有祆祠，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祆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佛教等其他宗教的一些要义，形成了与中亚有所不同的宗教体系。

在经商过程中，粟特人将中亚或印度的音乐舞蹈带到了中国内地。隋初音乐“并用胡声”；唐朝在此基础上定十部乐，其中龟兹、疏勒、高昌、安国、康国、天竺几部是经商路传入西域或内地的。粟特音乐家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何国的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康国琵琶高手康昆仑号称“长安第一手”；曹国的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长琵琶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其中曹明达还被北齐主封为郡王。粟特歌手与乐师在盛唐前后崭露头角，压倒了初唐的天宫伎乐，涌现出何满子、何戡等著名歌手。“何满子”一名以后成为曲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可见《何满子》曲调悲怆凄凉。米国歌手米嘉荣长期占据歌坛，“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唐代大曲《霓裳羽衣舞曲》是由《婆罗门曲》改作而成，白居易称赞它是“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九姓胡音乐、舞蹈和戏曲的流行，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胡化”风潮，终唐一代，历久不衰。唐玄宗以后，“胡化”更甚，诗人元稹描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