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心满载桃花源

《人世间》影视化获得满堂彩之际，梁晓声的新作《中文桃李》面世。在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执教多年，他希望“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谨以此小说“送给我的学生们”。“此心安处即有乡”，梁晓声这七字总结，最深刻与最浪漫的部分就是“不抵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候经历种种艰辛，得到另一重体验之后，不再去追求那些踮一踮脚就够得着的目标，或许是一种更大的力量。

文学课其实这样讲才对路

记者：《中文桃李》的故事从世纪之交，来自灵泉的“三平凡”少年李晓东考入本省文理大学中文系开始说起，他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八十几名同学一起听汪尔淼教授的课，汪老师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很多自己在生活中孕育与淬炼而成的文学、美学与价值观。您自己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又在中文系教学十多年，汪老师是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您在讲课时的状态？

梁晓声：小说中汪尔淼讲课的一些内容，有些是我平常讲课的内容。很多家境贫困的学生，好不容易考入大学，如果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只是讲讲我们如何读懂一篇小说，我觉得太小儿科了。我们应该更多的从一部文学作品出发，引发更多的人生思考。这些思想性的话题及其延伸的讨论，才是最有价值的。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大学中文教育中存在哪些问题？

梁晓声：搞医学搞科研的那些专业，能力就在那儿摆着，但中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专业，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装出特别深刻的样子。不但有时候学生如此，可能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如此。因此我们在听学过文史哲的知识分子说话的时候，有时觉得貌似深刻，但是仔细琢磨起来会觉得不着调。

人不是非要出人头地

记者：小说里有三个重要的故事发生地——灵泉、省城和北京，对李晓东来说，是留在家乡灵泉陪伴父母，在读大学的省城找工作，还是远走他乡到首都闯一闯，贯穿了他和妻子徐冉毕业之后来回往复纠结的那些年。这三种选择的灵感是不是也来源于您的学生？

梁晓声：说得太对了。我们学生中凡是回到原籍或省会城市的，现在生活都相对滋润。他们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大的房子。在事业上，也可以升到中层，成为执行力很强的一些骨干，然后可以时常来北京聚一下。当然我们留在北京的学生也很优秀。但我也眼见着特别水灵的女孩子，北漂几年之后打蔫了。我希望他们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不是就特别俗，不浪漫了呢？

我想说这些选择没有对错，只是一种利弊，是一种权衡。人不是非要出人头地，此心安处即有乡。

记者：写“80后”这一代和写自我经历的故事，对你来说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梁晓声：我觉得写年轻一代对我是一个挑战，首先语言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语言经常出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融入那个语言中去。“80后”还好一点，就是我儿子的年龄嘛，他跟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但有些“70后”尤其是“80后”作家，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但生活中，我接触的“80后”学生，并不是那样的。我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爱开玩笑，也幽默，但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种气质。老实说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还是要庄重对待的，很多人经常把一些应该庄重去思考和认知的问题搀杂进了游戏里，搀杂进了讨好、取悦听众和观众的心思，至少我的小说里没用这样的桥段。

记者：书中高干子弟王文琪和李晓东、徐冉之间有巨大的阶层差异，通过他们在生活细节上的对比，展现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态度，但真挚的友情又丝丝入扣，让人感动。《人世间》也是一样，友情是不是你在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愿意在作品中花大篇幅去构思？

梁晓声：我经常强调友谊这件事情，可能是由于我的人生中曾经有过好的友谊。像王文琪那样的干部子弟，我在现实中就碰到过。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到，现在很多人可能在人生中不会接触到王文琪这样的人，你们会接触到级别很高的人家里的孩子吗？他们会和你们成为朋友吗？当然，反观像王文琪这样的人找到一个好朋友也不容易，他的那些朋友也都是玩乐朋友、酒肉朋友。我们的生活中好多人是这样，社会关系之和越来越大，但是突然发现在乎自己，或者自己也在乎的人越来越少。

文学有引人向善的力量

记者：您在《中文桃李》中以文学门类来比喻生活——徐冉这样问李晓东：“生活也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小说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你憧憬哪一类生活？”就您自己而言，您的生活是属于哪一类的？

梁晓声：我非常赞同徐冉的观点，她是菜农的女儿，所以她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报告文学，由不得虚构、自欺欺人，又得有点文学性。

写的时候我个人就觉得七十多岁的人生走过之后，始终有一种想法：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确如过眼烟云。我没经历过诗一样的人生，压根就没那样想过。我可能从少年时期就在想，我人生这辈子就是报告文学，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构，因为家里那么困难，父亲在外省，母亲体弱多病，她撑起这个家，我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其他的都没有。虽然我看了很多小说，但当时并没有浪漫起来，我的这种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说里出现。

记者：您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您能谈谈自己一以贯之的文学创作理念吗？

梁晓声：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给人以精神的滋养，人类归根到底需要文学，是它促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品格上提升、再提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才和人类发生关系，它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文学作品不是要表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而是表现“人在生活中应该是怎样的”，应该表现知识分子的担当，人性的理想主义永不过时。

记者：迄今为止，您还享受写作吗？

梁晓声：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跟自己说，这可是我最后的活儿。其实手力、腕力各方面可能已经不如从前了，只是凭经验多一些，但咱最后的活儿也别做得太差，因为咱要关门了。我缓缓地朝文坛、朝出版、朝文学、朝你们说的读者或者观众或者写作这件事转过身来，然后走到民间，走到一个小镇，走到一个没有人能认识我的地方，去散散步、买买菜，那最后的人生才是我个人觉得充分享受的人生。

记者：近来您在揉“梁记面食店”最后一团面吗，能不能透露一下？

梁晓声：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一部年代小说，应该从1931年开始写过来，写到2000年前后，背景放在东北哈尔滨。我要写三代人，书的名字定为《父父子子》。这是一本很厚的书，差不多一千页，就从我的母亲城哈尔滨最初的松花江边的那几户人家为起点开始一直编写。1931年我们失去东三省，出现伪满洲国的时候，它对我有冲击。我从来没有为东北抗日志士们写下一些什么，于是就有了这种冲动，翻阅了很多资料，决定“最后一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始终是悲情多于豪迈，中国各方面都向好发展，实际上是由几代中国人，包括海外的游子们、华人们对祖国的倾注、对祖国的帮助。我觉得反映这一部分的作品相对是少的，因此我要通过这本书，把这部分也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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